“目前，中国是到了不得不重视雾霾治理的时候了。”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薛进军对《经济》记者说。

　　如何治理?治理雾霾难在哪里?是摆在政府、企业、社会面前的现实问题。

　　能源结构，难改

　　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等污染物，被认为是PM2.5的重要来源之一。消解过剩产能、压减燃煤、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煤改气”等，都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步骤。这样一来，改变能源结构就变得尤为重要。

　　“如果这种能源结构不彻底改变，雾霾不可能从根本上解除。”薛进军告诉记者。

　　那么，如何转变能源结构?

　　这基本上很难。北京城市运行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陈锐认为：“我国的能源结构优化缺乏系统性思考，认为产能过剩，就去消解产能过剩。我国通过一次原材料(行情 专区)供给生产资源型产品，从而带动后续产业生产。一次产业一旦停滞，不采煤，去用天然气，又出现气荒，能源一直处于失衡状态。”他告诉记者，2009年，因天然气短缺杭州多家企业被关停，武汉市26座加气站全面停止供气。国内天然气批发价平均每吨已暴涨500元以上，涨幅超过两成。各地纷纷展开的“煤改气”工程，也因为“气短”而多次遭遇质疑。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李萌也对《经济》记者表示：“我国在能源结构中对煤炭依赖非常严重，这个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也是治理雾霾途径之一。”中国可再生能源协会会长张平告诉记者。但是薛进军告诉记者，“据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的研究，中国能源结构从以煤炭为主转变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转折点在2050年左右。”

　　看来，转变能源结构来治理雾霾真的很难。

　　然而另一个雾霾源——机动车尾气排放，它的治理结果也不太理想。相关治理措施不断出台。但不论是“摇号购车”还是“限行”，都无法改变积重难返的现状。据悉，2012年初，北京市的机动车保有量就突破了500万，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持续向大气排放着PM2.5.

　　还有城市与农村、中心与边缘区域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人口不断向大城市涌入，机动车怎能不增加，抑制尾气排放又怎能不难呢?

　　“超级城市”的繁华曾经令我们骄傲，而当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城市是不是快被拖垮了?而雾霾，是不是一个警告?

　　经济?环境?难抉择

　　治理大气污染是国家与各级政府眼下正着手在做的事。党的十六大报告早已指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李萌告诉记者：“《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和《‘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提出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3项主要污染物排放分别降低8%、10%和10%的防控目标。2013年3月1日起开始执行最严厉的大气污染物限排政策，授权地方政府在雾霾等紧急情况下进行限值停产，根据区域大气环境容量限定污染物排放量。”

　　这种“限值停产”落实情况如何?

　　截至记者发稿日，北京只剩下四家燃煤电厂。在为“煤改气”相关话题采访华北电力(行情专区)大学徐教授时，他告诉记者：“北京仅剩的这几家燃煤电厂，现在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具有高污染性。燃煤大规模实现脱硝、脱硫，排放更是有严格的标准。”

　　奥运期间，北京、天津、河北曾联手制定相关措施，关停污染企业，“还奥运一个蓝天”。但奥运过后，蓝天也一去不返。

　　记者致电北京已被报道过的被关停家具生产企业“世家博森”，官网上的号码经多次拨打后接通，但得知，此号码早已易主。

　　据悉，截至2013年底，河北省已完成脱硫、脱硝、除尘等减排工程426个，关停取缔重污染小企业8347家。中华环保联合会曾对河北省唐山市的企业污染做过实地调查，应对质疑，河北省环境保护厅随即作出检查治理进行回应。

　　《经济》记者就“关停机组”相关问题致电唐山市古冶区河北汇源炼焦制气集团有限公司，但接线工作人员宣称对此事并不了解。得不到确切信息，记者无法肯定，所谓“关停污染企业”，究竟是不是“猫捉老鼠”，政府与企业玩的一场游戏呢?

　　有媒体曾报道过甘肃某地关停污染企业的事。当地领导人坦言，关闭107家企业后，工业产值将减少4.4亿元，减少税收3000多万元。这对于一个财政困难县来说，将是一道很难迈过的坎。

　　薛进军认为：“中国现在正在亦步亦趋地走日本高度发展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他介绍，上世纪50至70年代高速增长期，日本政府制定“全国综开发计划”，制定了集中于沿海地区的13个新产业城市、6个工业整备特别地区，集中发展重化工(行情 专区)业。1960年代，日本的GDP年增长率到达9%，1960年代后半期更高达12.4%。这使得日本在1970年代后期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日本制造”成为其代名词。日本的能源消费在这期间也增加了7倍。这些成就的代价是“四大公害病”和极大的社会混乱。日本在1955-1965年发生了严重的大气污染，有过能见度只有30米—50米的恶性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