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稀缺性资源都会引起利益者的争夺，而这种争夺一旦缺乏严格公正的程序规制，就极容易滋生腐败。因此必须警惕的是，司法拍卖的竞价高了，但蕴含司法腐败的风险也高了

　　傅达林

　　从1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首次专门对司法拍卖车辆作出明确规定，符合条件的市民可以通过司法拍卖会竞拍车辆，而无需购车指标。

　　这对北京的市民来说是个好消息。在“一号难求”的购车指标控制下，司法拍卖汽车“网开一面”，为那些“久摇不中”的购车者提供了难得机会。在一些“刚性需求”涌入后，也有助于提高司法拍卖的成交价格，对于法院破解执行难具有积极意义。

　　有意思的是，这一政策的出台，经过了一个轮回的过程，从中不难看到地方政府与司法政策之间的微妙关系。早在2011年的时候，北京法院拍卖涉案车辆就不受摇号限制，连车带牌都归竞买人所有。但2012年后，新修订的北京市购车摇号新政实施，规定因法院的判决、裁定、调解而发生的小客车所有权转移，只有获得机动车所有权的一方同时拥有北京市小客车指标，才能够顺利办理车辆过户手续。这在实际上限制了司法拍卖的汽车所有权转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拍卖的效果。

　　那么，这一次又为什么要将政策改回去呢?其中涉及到政府治理与司法政策的关系。在制定此项政策时，究竟是否将司法拍卖也纳入指标控制，主要取决于利弊衡量：一方面要看对司法拍卖的利弊，不受指标控制显然有助于实现司法拍卖的最大价值，在购车者、法院、执行受益人之间形成利好;另一方面还要看司法拍卖的汽车量有多大，如果数量太大，不纳入指标控制则可能对整个控制效果产生冲击。北京市在政策调整之间，应该是考虑到了上述利弊关系，并体现出行政决策与司法政策的良好互动。

　　如果司法拍卖并不构成对行政控制的冲击，反而有助于缓解法院“执行难”的困境，那么这样的行政政策无疑具有充分的正当性。问题在于法院这一边，在行政决策为司法执行打开便利之门后，法院该如何回应这一决策，并确保良性制度得到良好的执行?就此而言，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回到司法拍卖规则本身上来，即必须通过程序的透明化建设实现拍卖的公平公正。

　　如此推断并非无稽之谈。近年来，司法腐败成为公众关注度极高的焦点，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司法腐败案件都发生在司法拍卖领域。一些个案中，在司法拍卖的“剪刀差”之下，被执行人或国有资产的实际利益严重受损，而司法机关、拍卖行、夺标者之间则结成了利益同盟。破除这种司法拍卖的腐败，就必须寻求程序改革，以更加透明的拍卖信息、更加广泛的公众参与、更加充分的竞价方式，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

　　目前，北京高院还没有针对政府的细则出台规定，故而汽车的司法拍卖暂停。这意味着司法机关将有对应性的政策出台。无论如何规定，根本上都必须合乎拍卖的公平公正法则，建立起一整套公开透明的司法拍卖程序平台，规范拍卖各方的权责及其实现方式，以阳光化的运作压缩腐败空间，提高执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