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车牌等资源已成为国人要负担的经济租金。

　　一线城市2013年土地市场大丰收，北上广深4大城市均创历史纪录，四大城市合计土地出让金已突破5000亿元，达到了5014亿元，相比2012年全年的2005亿元，上涨幅度达到150%。上海更是创造单一城市2177.98亿元的年度土地出让金历史纪录，北京紧随其后高达1736.14亿元，广州和深圳分别为650.89亿和449.83亿元。从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最新数据看，全国300城市各类用地楼面均价上涨32.5%，也就是说，土地租金大幅上涨三成以上，远远超过CPI增速。

　　除了房地产，大城市还有车牌费用。从1994年起，上海对中心城区新增私车额度通过投标拍卖的方式进行总量控制。公开数据显示，1994-2008年，上海车牌拍卖累计收入155.5亿;2009-2010年收入合计67.45亿元。截至2012年，上海市车牌拍卖收入总计已超过300亿元，近两年增长迅猛。2013年1-10月，广州市中小客车总量调控增量指标竞价收入达6.9亿元，完成年初预算3.6亿元的191.7%，预计全年收入7.7亿元，超收4.1亿元。而北京实行摇号制度后，目前北京摇号中签比高达99.5：1，一旦车牌拍卖，“钱途”不可限量。

　　土地也好，车牌也好，都是政府手中低成本高增长的租金。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租金高并不奇怪，但政府若以租金作为维持运转的主要财政来源，则后患无穷。那么政府必然成为市场主体，想方设法提高资源稀缺性，而后趁势提升租金价格——— 今天是土地稀缺，明天是道路稀缺，后天是水资源稀缺，考虑到中国的生活生产方式与庞大的人口基数，几乎无一不稀缺。此时，若政府不是增加供给，不是平抑货币泡沫，而是成为“包租婆”大收其租，当地经济生态就会短期化，就会恶化，不适合从事实体企业的人生活。

　　《经济学人》杂志每年公布全球生活成本排行榜，通过水电煤气、房租、零售品和服务等400余种商品价格，统计全球131个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2013年度，上海的排名排在全球第30位，而纽约和洛杉矶并列第27位，上海紧追纽约。中国主要城市的生活成本赶超国际大城市已成定局。而在国际人力资源公司美世的报告中，从2010年起，北京、上海就超过了纽约的生活成本，差距越拉越大。如果加上国际化的程度，以及空气与水的质量，北京、上海的生活成本将更高，而北京、上海等地的人均工资收入只有纽约等地的六分之一左右。

　　如若政府以“包租婆”的身份坐地收钱，经济就会出现大麻烦———既然只要靠垄断社会资源，就能够让当地的租金节节上升，为什么还要费心劳神进行深度改革呢?任何改革都牵一发而动全身，进行国企改革，会触动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进行城镇化改革，会带来无数的利益分配纠纷，还不如坐在城中手数庞大租金来得合适。

　　这种苗头已经有所显现。大城市中从事资本货币化的新贵阶层，以及可以让权力、资源转变为高昂租金的老权贵，拥有的财富数量深不可测，足以支撑起一线城市的高租金，则实体企业空心化，钱生钱的游戏才是最热门的生意。进而这种空心化现象向二三线城市蔓延，炒房、炒车牌、炒资源，直到当地实体经济崩盘，高利贷逃窜，不得不进行休养生息。

　　解决办法是让政府的财政公开透明，用于基础建设、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之中，同时让企业进行选择，从高租金地区向低租金地区投资，拉平投资洼地，提高市场配置质量。

　　更重要的是，减少租金品种，把资源交回市场，权力机构依靠合法的税收体面地生存，而不是通过变相降低货币购买力，不断拉升租金价格，让诚实经营者走投无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