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拥堵不堪、住房供不应求、公共交通难堪重负——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各种烦恼凸显。怎么办？于是，限行、限号、限购、限贷、限流……“限字诀”从一线城市逐渐向二线、三线城市铺开。

　　现代治理，岂能总是依靠限令？各种“限象”，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以“拥堵”为代表的交通体系运转问题，在中心城市、省会城市，已具普遍性。2011年，北京在全国率先出台包括汽车限购、尾号限行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随后，许多城市接连出台类似政策，以期缓解日趋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但形势并未因此改善。对此，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深有感触：“以摇号限购等方式控制机动车总规模上升，充其量不过是推迟交通系统‘堵死’状态到来的时点；中心区大幅提高停车费标准，也只能起一点有限的缓解作用。”

　　不可否认，限令有一定的必要性。譬如，通过限行、限购可以缓解“大城市病”。但如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患上“限令依赖症”，其效果就会适得其反，不仅违反市场规律，还会剥夺许多人的权利和权益。

　　在限令不断出台的同时，一个新的动向也已引起人们关注：一些城市的管理思路，正从念“限字诀”向“费字诀”演变。去年秋天，一则关于“北京、上海正在研究征收拥堵费”的消息，引起了两座“大堵市”市民的普遍关注和担忧。“不能一出现问题，就让市民埋单，这与现代治理的要求格格不入、相去甚远。”代表、委员们说。

　　遇到困难，就用“限令”解决，其实是一种懒政思维、一种庸政表现。原本该由自己做的分内工作，却寄希望由别人来分担，这实际是隐性的不作为。古时有一位外科郎中，士兵中箭后他只管剪去露在外面的箭杆，至于肉里的箭头，他说那是内科大夫的事，与他无关。这种剪箭疗伤的逻辑，其实就是典型的懒政思维。今天许多大城市因车多、人多、雾霾多，患上了大城市病，如果仅靠各种限制来解决问题，与那位只管箭杆不管箭头的外科郎中又有何异？病没治好，还埋下了病根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这给懒政思维敲响了警钟。要避免患上“限令依赖症”，就必须在政府主导之下，引入市场化机制和手段来更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这无疑应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对市场主体来说，法无禁止即可为；对政府部门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设限、收费这样的城市管理方式，显然与当前我国简政放权、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相去甚远。政府部门只有破除懒政思维，大力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努力从群众中求良方，从改革中找路子，从发展中寻对策，才能多为广大群众做实事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