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早上7点半，30岁的苏颖走出家门时，公交摆渡车站点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他们和苏颖年龄相仿，低着头，正在吃早餐或是盯着手机屏幕。

　　这些站在寒风中等待的年轻人，大都是苏颖所在小区的业主们。公交摆渡车是他们去往北京城铁昌平线唯一的公共交通途径。

　　每个工作日，苏颖长达两个小时的上班路都从等公交摆渡车开始。“有些时候，赶上人多，一趟是挤不上去的。”苏颖说。

　　两年前，苏颖和丈夫买下了这套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高教园的房子。在很多人看来，他们由此告别了“北漂”生活，正式成为“北京人”。

　　但苏颖不以为然。在她看来，尽管自己居住、工作都在北京，却仍然只是奔波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村里人”。

　　“北5.9环”与“南6.1环”

　　“小区所在的地方以前就是一个名叫‘小寨’的村子，现在，这周边还有村庄和农田。(小区附近)既没有全天候的公交车，也没有正规的出租车”

　　苏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自己所在的商品房小区算是在“北5.9环”内。“如果有7环，那我们也算城里人了。小区所在的地方以前就是一个名叫‘小寨’的村子，现在，这周边还有村庄和农田。(小区附近)既没有全天候的公交车，也没有正规的出租车。”这一现状，让她感觉自己像是住进了一座“村中城”。

　　法治周末记者向房地产行业相关人士了解到，在北京的通州、顺义、大兴、昌平等远离市中心的地区都有类似苏颖所住小区的楼盘。这些楼盘几乎都距离地铁有不小的距离，周边仍是村庄或荒地。但这样的楼盘也往往房价较低，多为“刚需房”。

　　和苏颖一样，黄慧茹也是北京“村中城”里的一员。

　　2011年，黄慧茹和丈夫买了一套位于大兴区黄村镇孙村的房子。2013年5月，房子装修完毕后入住。

　　法治周末记者在黄慧茹的指引下，前往她的住处。

　　在地铁大兴线黄村西大街站下车后，再搭乘公交穿过一片闹市，路边“刘村”的石碑在冬季的小树林中格外显眼。

　　因为公交车并不报站，也并非每站都停车，记者并不清楚走到了哪里。不一会儿，公交车拐进一个村子。村里的路并不宽敞，路边除了几座带着商铺的沿街楼，大多是高低不平的平房。红砖墙与水泥墙无序相间，沿街的墙上斑驳地贴着白色、红色的小广告。

　　黄慧茹告诉记者，平时她从不会来这个村子里逛，因为“太乱”。

　　随着公交车行至一大片楼房住宅区，略带欧式风格的红色楼房映入眼帘。整洁的柏油路边停满了汽车，很难让人想到离此不远就是杂乱的村庄。

　　黄慧茹的家就在这里。如果用苏颖的说法，就是在北京“南6.1环”。

　　从下地铁到抵达小区，用时大约半个钟头。“如果自己开车大概只要十多分钟，自己开车可以走大路，不必绕道村庄。”黄慧茹说。

　　黄慧茹在东单附近的某事业单位工作，平时如果乘公交车去地铁站，到达单位约需一个半小时。她和丈夫都来自安徽，双双在北京的重点高校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因为找到了有北京户口的工作，就留了下来。

　　对于自己居住的小区，黄慧茹还比较满意。

　　“我们这个小区是一个定位比较高端的小区。进出小区需要门禁卡，围墙处也都有电子眼，如果有人翻墙会报警。小区里都是6～9层高的房子，楼间距很大，也都有电梯。夏天，小区的绿化也很不错。”黄慧茹说。

　　“不过，刚搬进来时，因为偏僻，还是会担心小区的安全问题，但后来住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就不再担心了。”黄慧茹补充说。

　　小区一天24小时都有保安值班。“我们都是来打工的农民工，这里的房子很好，但(我们)肯定是买不起的。”法治周末记者和小区大门处的两个保安聊了起来，他们一个是山西人，另一个来自河南。

　　“周边原来是村庄的地方，也都已经拆迁完毕，但是还没有开始建设，光秃秃的，尘土会有些大。”黄慧茹补充道，“开一会儿窗户，很容易就落一层灰。”

　　家被房价“逼”远

　　“当时，租房的期限已至，房东要涨房租，我们就直接搬进去了。因为害怕体内有残留的甲醛，到现在都还没敢要孩子”

　　小区住户主要是年轻白领。按黄慧茹的说法是：“但凡有些家底的，也不会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买房啊。”

　　为了在北京“有个自己的房子”，黄慧茹和丈夫踏上了买房之路。除了价格，现在这个小区的交通情况并不让她十分满意。“尽管这里距离地铁有段距离，但是地铁边的房子每平方米要比这里贵几千元。”

　　2008年开始，北京的房价开始飙升。有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房价上涨，使得购房者需求被转移至二三线城市或是大城市的郊区。“另一方面，从开发商的角度来看，随着国家对开发商融资的限制，买不起市区土地的开发商将会把视线投向城市郊区”。

　　已经在北京工作了7年的苏颖，对这个过程深有体会。

　　苏颖始终记得2008年奥运前的一天，在西二旗地铁口的一幕。“那天，地铁口有很多人拿着小广告吆喝着‘沙河的房子，6000(元)一平’。我当时还跟身边的老公说，沙河在哪儿，听起来就很远，谁会在那儿买房子啊!谁能想，后来我自己买到了这里。”

　　2011年，苏颖还和别人合租着房子。眼看着房价在一天天地飞涨，房租也在飞涨。“房东把客厅改成了好几个小间，蟑螂满地爬，厕所超级脏……我们想，哪怕借钱，也要买(房)吧。”苏颖说。

　　于是，苏颖和老公开始了漫漫看房路。此时的苏颖夫妇手头只有五六万元存款，所能承受的最高首付是50万元。他们只能将目标锁定在了北京的郊区，昌平、大兴、房山等新区都留下了他们看房的足迹。

　　在多番比较后，他们选择了在距离苏颖当时公司较近的沙河买房。这是一套二手毛坯房，74平的小两居，每平方米14000元左右，首付40万元，还有80万元贷款。房子在2011年年底交付。2012年5月，刚装修刚完成还没散味，两人就入住了。

　　“当时，租房的期限已至，房东要涨房租，我们就直接搬进去了。因为害怕体内有残留的甲醛，到现在都还没敢要孩子。”苏颖说。

　　2014年，苏颖夫妇的计划是买一辆汽车。“已经摇号一年了，还没有摇上。听说今年天津的牌子也不能上了，只能上河北的了。”苏颖说。

　　最大困扰是出行不便

　　苏颖不能想象，如果不买车，未来就得过“挺着大肚子，挤2个小时地铁去上班的生活”

　　对于苏颖来说，“村中城”给她的生活带来的最大的困扰就是出行不便。

　　从沙河高教园地铁站到小区没有全天候的公交车，只有阶段时间的公交摆渡车。周一到周五，分别在早上7点到9点半和晚上5点半到9点两个时间段通车，将附近几个小区居民摆渡到地铁口。坐公交到地铁口要十多分钟。

　　苏颖说，“最麻烦的是晚上，有时晚上要在公司加班。过了9点到地铁站就没有公交车了，就要打黑车。黑车按人头收钱，一人15元。”

　　“开始的时候，我在路上也挺害怕，就只有一路和老公打电话。但是没有办法，现在，渐渐地已经逼自己大胆些了。”苏颖说。

　　“记得，最初搬进来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公交摆渡车的。我们俩就买了辆自行车，记得当时为了省钱，连20元的软后座垫都没买。”苏颖回忆说。

　　“还有一次，夏天，我赶着要见客户，穿着打扮整齐，骑着自行车去地铁站。但是半路车链子断了，我穿着高跟鞋推着车走了一路，特别狼狈。”

　　除了地铁与家之间的交通不便，更让苏颖难受的是每天工作耗在路上的4个小时。刚刚住进新房，苏颖就换了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但是地点在东三环地铁金台夕照站附近。

　　“即使我晚上6点准时下班，到家都要8点了，小区里都有吃过饭，出来散步的人了。我看到他们，想到自己才刚刚下班，心里会很不舒服。我觉得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回到家，9点吃饭，11点就睡觉了。我觉得这生活很不健康。”苏颖有些激动地说。

　　倘若工作太忙，晚上加班到9点以后，苏颖只能从单位打车回家，一趟要花160元。

　　每天的“奔波”，让周末的苏颖夫妻失去了玩的力气。“一到周末，就不想再跑那么远。朋友的邀约，我参加的都少了。我会告诉我的朋友，我们欢迎你们来我家玩，但是我不愿意出去。”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曾表示，每天从住处到工作单位所花费的通勤时间，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从国际经验来看，上下班往返时间在80分钟左右应该比较正常。

　　与这一标准相比，苏颖的时间花费显然过多。

　　尽管同样住在“村中城”，大兴区的黄慧茹就基本解决了恼人的交通问题。刚刚搬进新家没多久，黄慧茹夫妻俩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代步。很快，两人又添了一辆汽车。

　　除此之外，在黄慧茹的小区，白领们还自发组建了一个微信“拼车群”。

　　但是，“拼车”不能解决所有人的交通难题。苏颖并非有没有动过拼车的念头。“他们去中关村附近的，因为距离近些，可以拼车走，但是像我这样去大东边的，拼车就比较麻烦了。首先是远，第二是堵，并不比乘坐地铁方便多少。”

　　苏颖说，自己不能想象，如果不买车，未来就得过“挺着大肚子，挤2个小时地铁去上班的生活”。

　　适应“孤岛”

　　苏颖的父亲不理解的是，供女儿读书那么辛苦，就是为了让女儿从村里“出来”。不曾想，女儿在北京工作后，还是“在村里买房”

　　对苏颖和黄慧茹来说，现在的“家”主要只是一个工作日的晚上回来休息的地方。时间久了，他们也开始适应“村中城”小区的种种不便。

　　因为住的偏远，黄慧茹一般晚上不会在“城里”玩，通常她会在单位等待老公下班，和他一起回家做饭。如果需要在外吃晚餐，她也会在7点钟开始往家里赶。“太晚回来不安全，也不方便。”

　　苏颖家附近没有超市，甚至连“菜市场”都没有，只有沿习下来的乡村的“逢集”，每周四和周六都有一个集市。如今，苏颖也适应了这种生活。“逢集已经基本可以满足我的日常生活所需。”

　　然而，这些“满意”和将就在遇到老人或孩子后，被瞬间瓦解了。

　　“我现在有些懊恼这附近的建设配套问题，主要是我父母来了以后觉得不方便。”苏颖说，“他们会觉得这里连买菜的地方都没有，想给你做好吃的，也没法做。没有公交车，也没有正规的出租车，哪儿都去不了。没有健身设施，也没有医院……”

　　对于苏颖来说，父母的到访，已经成了一种负担。“我怕他们没办法和我们一起吃这些苦，甚至给他们带来不方便。”

　　苏颖的父亲不理解的是，供女儿读书那么辛苦，就是为了让女儿从村里“出来”。不曾想，女儿在北京工作后，还是“在村里买房”。

　　苏颖所居住的小区的一边是别墅区，另一边是还未拆迁完工的村庄。据苏颖介绍，自从他们搬进来时，那个村子已经就是现在废墟的样子了，至今已经两年。“听说，里面还住着几户拒绝拆迁的‘钉子户’”。

　　黄慧茹的担心来自于对未来的设想。“我俩现在的收入，过得挺滋润。但是如果有了孩子，估计就不行了。有孩子以后，还是要搬到更接近城中心的地方。”黄慧茹说。

　　不过，她也相信，之所以小区周边还很冷清，就是因为人还不够多，导致“像一座‘孤岛’”。

　　居住在回龙观附近的董杰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从2007年至今，她居住在回龙观，清晰地看着这个大社区的“成长”：商业中心发展起来了，新小区起来了3个，医院由二甲升级为三甲，公交线也增多了几条，还有专门从各个小区到地铁的公交短线开通。周围的基础设施在一点点的发生着改变，越来越便于人们生活。

　　见证“过渡”时期

　　尽管每天在华丽的钢铁森林与城郊农田之间穿梭，苏颖对这个“村中城”的不满却在悄悄消解

　　位于北京城区东北角的望京也是城市规划扩展的典型案例。

　　20世纪90年代，望京地区由“麦田上的城市”变为了以居住了二三十万人的“睡城”，交通、商业配套却跟不上。此后，“睡城”渐渐吸引了各大超市、商场、公司的进入，城区被进一步规划发展，形成现在的国际事务、国际商务和社交功能兼具的综合型区域。

　　“这些年来，北京城市人口的重心在逐渐外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主任段成荣教授认为，城市规模在扩大，中心城人口和产业承载能力有限。同时，北京市主动发展新区、疏解中心城功能，产业和包括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能力等都在向外扩散。

　　此外，这些年北京的新增住宅更多是在城市功能拓展区(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和发展新区(通州、顺义、大兴、昌平、房山5个区和亦庄开发区)。

　　“这一变化对城市拓展区、新区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人走到哪，相应的服务设施要配套到哪。”段成荣建议，大量的人口迁移、聚集后，教育、卫生，包括日常生活的商业服务等配套能力，必须迅速跟上。

　　然而，对于不同的城市而言，“跟上”的速度也有不同。不仅如此，在一些“村中城”，业主和开发商之间的纠纷也时有发生。

　　2013年年底，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美利新世界小区的一些业主就曾投诉开发商涉嫌虚假宣传。2011年，开发商曾向业主表示，对面的垃圾处理厂会搬迁，但是业主近期从政府部门了解到垃圾处理厂是环保规划用地，不会搬迁。

　　类似的事情并不鲜见。有媒体总结，关于开发商不兑现广告承诺的案例多发生在城市新开发地带，属于原来的城郊，周边就医、就学、交通都不够方便。而楼盘业主一般都是30多岁的新近购房者，外地户口者居多。

　　“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比较年轻，大多受过高等的教育，我们小区里的人，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都比较强，有事就会给物业打电话，物业也都会很快地作出处理。”黄慧茹对自己购买的房子很有信心。“未来(首都)第二机场落地后，小区旁边的南中轴路扩建，这边交通会非常方便，也会很快发展起来。”

　　黄慧茹向记者叙述着她所设想的未来：“过十年，或者用不了十年，我们肯定能换一套离地铁近一些的房子。或者，我们也可以不卖这套房子，直接在二线城市买一套房子，这是肯定没问题的。”

　　在黄慧茹看来，这套房子只是一个“过渡”。

　　住在“村中城”里的大都是异乡人，他们中不少人也曾想过回老家，或是去其他城市。

　　苏颖和丈夫都没有北京户口。“我能感觉到，这个城市处处对我都有限制。但是，我们不知道该去哪儿。回老家嘛，在那个小县城，连本地的招聘网站都没有，我也只是普通家庭，能找到什么好工作呢?去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地方，压力也是同样的大……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只有留下。”

　　尽管每天在华丽的钢铁森林与城郊农田之间穿梭，苏颖对这个“村中城”的不满却在悄悄消解。

　　“公司附近再华丽都只是我上班的地方。”苏颖略带幸福感地说，“我们家附近有农庄和稻田，夏天的时候，回到家附近，我的心情会很好。下了地铁，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玉米地里的牛粪味。你会觉得，到了你熟悉的地方。”

　　现在的苏颖，只是期望着能换一份离家近一些，压力小一些，上下班准时的工作，“即使薪水少一些也没关系。我准备要孩子了。”关于更远的未来，苏颖并不愿意多想。

　　黄慧茹夫妇则有些不同。

　　“我们所想象的未来，是健康、自由的生活，有事业，也有家庭。压力比较小，可以享受生活。”这是黄慧茹夫妇的理想生活。